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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陈延、汪明、胡朝梅  发布时间:2014-12-01 08:41:34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内涵和特有属性

司法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是由该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在以“三权分立”为权力架构的西方国家,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司法独立”被视作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离的一项重要原则,具有支柱作用,它要求司法系统在进行司法裁决过程中不受其他两权的干扰,保持司法权的独立行使,以保证案件裁决的客观、公正。因此,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纷纷按照三权分立思想建立起一系列新型的司法制度,“司法独立”原则也在各国的司法制度中得以确立,如英国早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就通过了《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在这两个法案中首次明确规定了行政不得干预司法权。美国的宪法之父汉密尔顿也称,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分立又制约后达成的权力平衡中,司法权至关重要,要实现真正的分权制衡,必须实行司法独立。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司法制度适应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也不可能超越阶级,不能带来阶级间的真正平等,而是同其他政治原则一样,是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间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产物。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与实际,通过广泛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思想中的精髓,注重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和注意借鉴国外有益做法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先进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有别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司法制度具有显著的社会主义特点和明显的优越性,可概括为:彻底的人民性、普遍的公平性、有效的协调性,其中,彻底的人民性是我国司法制度最本质的特点。我国各级法院、检察院均明确冠以“人民”二字,彰显了我国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的独有属性——人民性,这一属性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确立和体现出来的,它是由我国的国体和基本国情决定的。首先,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也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是司法的主人。其次,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这是人民授权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法定程序,这种独特的司法机关产生方式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很少见的。最后,我国司法机关以“司法为民”为指导,以人民是否满意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每年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工作报告的审查和表决被视为人民满意度的年度检验标准之一;而西方司法制度用终审制度等维护司法权威,强调公权和私权对司法权的绝对服从并形成了传统,法官一经任命,除到退休年龄和腐败原因外,终身任职,现任法官基本上不受立法机关和民意代表的监督。我国司法制度的人民性决定了我国的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和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指导思想,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的概念及历史沿革

“人民法庭”一词来源于解放初期,在1950年,1952年政务院通过了《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在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关于在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要求为保障革命秩序与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法令的实施,以及处理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案件,在市、县设立人民法庭,这里的“人民法庭”是为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而设立的特别法庭与现在所称的人民法庭概念不同,历史任务完成后就由人民政府予以撤销。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七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法院的组成部分,其判决和裁定就是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在这里借用了以前的概念,确立了我国现行的人民法庭制度。

人民法庭是对根据地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继承和发展,是为更好地履行司法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而设立的,是我国特有的司法制度。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曲折发展历程。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创立与挫折、恢复与重建、发展与转型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人民法庭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人民法庭在我国的历史发展来看,其最早的出现形态是作为一种适应特殊时期需要而设立的临时性机构,在后期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变成为我国基层法院的重要组成部门。

有关人民法庭制度最初的描述出现于我国土地革命时期,1947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这一历史时期在各个解放区设立的人民法庭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审判机构,专门负责审理土改案件,其成员由贫农、雇农和政府代表组成,其性质不同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0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组织细则》,期中规定省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命令的形式成立县(市)人民法庭。如为了处理“三反”和“五反”运动中的案件,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曾颁布实施了《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和《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这个时期的人民法庭和土改时期的人民法庭一样,并不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而是依照特殊的司法程序设立的特别法庭,工作职权是审理与政治运动相关联的案件,与现在的人民法庭在性质和作用上均大相径庭,而在完成了相关案件的审理后,各级人民政府也就将其予以撤销,并不作为常设机构而存在。

现在意义上的人民法庭制度最早可追溯于1954年,当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这成为人民法庭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的标志。1979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作出了同样的规定,继承和延续了人民法庭制度。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了人民法庭制度,该规定明确了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和组成部分,在基层人民法院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大小、人口、案件数量和经济发展状况等情况设立,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人民法庭的设置与撤销,由基层人民法院层报至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上级人民法院对人民法庭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人民法庭作出的裁判即为基层人民法院的裁判。同时这一规定也明确了人民法庭的工作职权,即:“审理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可以审理经济案件,并对所审理案件进行执行。人民法庭还应当指导本辖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并办理基层法院交办的其他事项。”规定对人民法庭的设置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至少拥有三名以上的法官和一名以上的书记员,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配备司法警察;拥有审判法庭和必备附属设施以及办公用房、设施、通信设备和交通工具等。这一规定的出台奠定了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框架,全国各地按照规定的要求对人民法庭进行了大规模的撤并,整合后的人民法庭由四处设置的数量型向合理集中的质量型转变,从而使审判资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配置,充分的发挥了人民法庭应有的审判职责。

60多年来,根据司法为民、便民、利民宗旨和原则建立的人民法庭,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庭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原则,坚持既便于人民群众诉讼,有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为推动农村经济改革、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发挥很大作用。

三、人民法庭在当前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及作用

人民法庭是当前司法制度的必然产物。前述一部分讲到,彻底的人民性是我国司法制度最本质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的司法制度必须要建立一套适应其特点的配套体系,能够有效地服务广大人民。从现有国情来看,我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以及乡镇,市民社会与他们想去甚远,普遍的市场经济价值还未建立,这种生活形态同时还保留有大量的遗风旧俗,区域化较为明显,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种差异在现阶段无可避免,这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提出较高要求,要实现法律普世价值与实际中的区域化差异相适应,而人民法庭则可以很好的适应这一问题。人民法庭就其地位而言,亦如上文所述,属于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其以基层法院的名义进行审判活动。其辖区为一至数个乡镇,辖区面积小,这样就将基层法院所在的区域进一步细分,划分为数个地理风貌人文风俗较为相近的区域。以我庭所在辖区为例,下辖三个乡镇,全部为北山地区乡镇,姻亲血缘关系以及共同的地理环境造就这里共同的普世价值以及司法伦理观念。在处理案件过程中,由于人民法庭法官长期在此办案,对当地情况的熟知更有利于妥善的处理案件。近三年来,我庭辖区的案件多以调解结案且上诉案件无法回改判,就是一很好例证。这一点也体现了人民法庭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民性的司法属性,充分践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念。

人民法庭除了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之外,还具有以下三个作用:1、便于查清事实,方便群众诉讼。案件公正裁判的前提是要查清案件事实,而基层法庭由于设置在基层,辖区面积小,既可以方便当事人、证人来庭陈述案件事实,也方便办案法官深入事发地点调查案件事实,可谓一举两得。而且由于其在乡镇的设置,可以方便人们进行司法诉讼以及获取法律服务,也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2、社会综合治理的主力军。社会综合治理需要各部门协力,但中至关重要的即是法律支持,因为综治的稳定性、合理性以及强制性都需要法律进行保障。基层乡镇是化解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综治的第一道防线,其呈现的特点是社会冲突多,治理难度大。很多综治问题的最终解决都是基层乡镇实际完成的。但基层乡镇却存在法律人才少,较难提供有效意见的局面。这种局面很利于其开展工作。很多领导干部由于怕出现错误,不敢干,不想干的思想普遍存在。但人民法庭却可以很好的填补这一空白。以我庭为例,去年参与辖区三个乡镇的综治案件有16起,人民法庭提供的法律建议均予以采纳。驻地党委政府对法庭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3、承担普法使命,培养法治观念。对于非法律专业人士来讲,对于法律的认识是来源于直观的案件,而非繁琐的法条。基层法庭的办案多集中在田间地头,很多案件开庭开在事发地,老百姓对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案件具有浓厚兴趣,关注度高。对于案件的裁判结果,其对老百姓的思想影响深度远比单纯的发放传单宣传册来的深。随着这种影响的效果逐渐加深,老百姓对于法治的观念以及思维便会铭刻于其心中,而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这就能实现最终的法治效果。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人民法庭这一审判组织之间有着天然有机的联系。这是制度的性质以及法庭的地位决定的。在新时期,尤其是本轮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不能弱化人民法庭的功能建制,更要强化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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